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8月被警方国安处拘捕及检取其两部手机。黎其后入禀称其手机内有涉及“法律专业保密权”（LPP）的资料及“新闻材料”，阻止警方查阅，高等法院遂下令暂时封存相关资料。今年7月，警方根据香港国安法再取得法庭新的手令，获许可搜查手机内8,000多项“新闻材料”，黎再提司法复核阻止。国安法指定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昨日颁下判词表示，香港国安法赋予警方额外权力就危害国家安全案件调查取证，条文中“指明证据”涵盖“新闻材料”，一旦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和本地法例有不一致之处，应优先采纳国安法的条文，又强调新闻自由并非绝对权利，也不等于禁止检取及披露“新闻材料”，遂驳回黎智英复核。由于黎智英声称会上诉，陈官遂下令暂缓执行命令7日。

本司法复核申请人为黎智英，建议答辩人为警务处处长。黎智英于本月初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申请，挑战警方根据国安法取得的新搜查令合法性，争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条文所指的“指明证据”并不包括“新闻材料”，又称《释义及通则条例》规定执法机构检取“新闻材料”时须遵守严格的程序，受法官监管而非裁判官。然而，2022年7月由裁判官所签发的搜查令却授权检取“新闻材料”作为“指明证据”，是“不合法”的。黎智英一方又称新闻自由是基本权利，“新闻材料”得以保密至关重要。

签发手令 “新闻材料”非最高考虑因素

法官陈嘉信在判词中指出，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但新闻自由并非绝对权利，并不等于禁止检取和披露“新闻材料”。法庭在签发手令时，“新闻材料”不是至高无上的考虑因素。相反，首要考虑的是公众利益，包括顾及警方有效调查及处理罪案的需要。就本案而言，裁判官显然获告知有关资料涉及“新闻材料”，并在权衡过新闻自由、公众利益等不同因素后才签出手令。

对黎智英一方指称根据《释义及通则条例》，“新闻材料”受到保障，警方须向区域法院或高院原讼庭申请，裁判官无权批出手令。法官陈嘉信反驳该说法是“转移视线、本末倒置”，因为《释义及通则条例》只适用于由“条例”（Ordinance）赋权执行手令的情况，但香港国安法及实施细则并非“条例”，因此查阅“新闻材料”的限制，不适用于根据国安法发出的手令。

法官批黎说法是剥夺法院权力

陈官又批评黎智英一方“大胆主张” “裁判法院无权批出手令查阅“新闻材料”，是剥夺了法院在香港国安法下处理“新闻材料”的司法管辖权。假若黎对条文的诠释成立，这会引起站不住脚 、荒谬及有违常理的结果。陈官认为，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赋予警方比《警队条例》更多的额外权力调查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并检取证据，警方可自由选择根据什么条例去执行工作，并不限于《释义及通则条例》。

陈官指出，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条文中的“指明证据”，是指“属或包含（或相当可能属或包含）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证据的任何对象”，而“任何对象”即包括所有种类的数据，并没有将“新闻材料”剔除于外，而此定义符合第43条实施细则的原意，即赋予执法机关以更广阔调查方式，及更有效地防止、遏止及惩罚危害国安的活动，故黎智英一方对“指明证据”的严格诠释与国安法的立法原意相违背。

陈官强调，一旦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和本地法例有不一致之处，则应优先采纳国安法的条文。

在综合上述理由后，陈官认为申请方理据无一成立，因此驳回其司法复核申请，并下令申请方须支付对方讼费。黎智英一方在判决后，随即申请暂缓命令等候上诉，但被法官驳回。法官最后只批准暂缓命令7天，让黎智英一方向上诉庭再作申请。

高院驳回复核判词要点

1. 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但新闻自由非绝对权利，不等于一刀切禁止检取、出示或披露“新闻材料”

2. 法庭在签发手令时，首要考虑的是公众利益，包括顾及警方有效调查及处理罪案的需要，而“新闻材料”不是“至高无上”的考虑因素

3. 《释义及通则条例》只适用于由“条例”（Ordinance）赋权执行手令的情况，但香港国安法及实施细则并非“条例”，因此查阅“新闻材料”的限制，不适用于根据国安法发出的手令

4. 香港国安法赋予警方额外权力调查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警方可自由选择根据什么条例去执法。若本地法律（包括《释义及通则条例》）与国安法及实施细则不一致，显然应优先采纳国安法及实施细则

5. 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列明“指明证据”，是指“属或包含（或相当可能属或包含）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证据的“任何对象”，而“任何对象”即包括所有种类的数据，并没有将“新闻材料”剔除在外

6. 本案批出手令的裁判官显然获告知相关资料涉及“新闻材料”，在平衡过新闻自由和公众利益等不同因素后才签发手令

7. 黎智英一方“大胆主张 “裁判法院无权批准执法者查阅新闻材料，是剥夺了法院在香港国安法下处理“新闻材料”的司法管辖权，这会引起“站不住脚 、荒谬及有违常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