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谢清海先生在这里发表了《香港须变革免步向“一国1.5制”》一文，提出了香港面临的一些重要抉择，用心良苦。但在提出不少有深度的分析及宝贵的建议时，或许混杂了一些错误的基本理解。谢先生提出的问题，对香港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笔者在这里借《信报》的一角，加入这讨论，提出我的看法。    

    建制也有肯定英殖管治    

    谢先生把香港的蓝营与黄营的分野，定性为保守、亲建制，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偏见不断加强，对西方体制感到失望的人，相对那些怀念英殖，希望香港与内地持续分隔的人。虽然可以借谢先生提出的这些标准，分辨香港社会上不同的群组及思潮，但这并不是近年来香港社会形成的蓝营和黄营的基本分歧。    

    建制派内不少人对英殖时期的管治也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甚至怀念。对近年因为中美关系恶化，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断出现问题，对西方感到失望，也不限于亲建制的人士。绝大多数的亲建制人士，在支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也会肯定一定程度的香港与内地分隔，对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发展，有各种疑虑。    

    黄营的特点是基本上不接受香港回归这事实，亦即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受中国主权管辖这现实。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也抗拒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抗拒这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权。其中不少、虽然不是全部，更抗拒中国，不承认或不想做中国人。他们对回归后的香港，香港人自己管治香港的这安排及情况不满意、不接受。在这政治基础上，他们组织及进行抗争行动，包括欲通过选举夺取香港的管治权，其中手段更包括引入境外势力的介入及支持，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才是黄营的本质。    

    香港社会形成的蓝营和黄营的基本分别，乃是否接受“一国”，即香港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受国家主权的管控，亦即是受现今行使国家主权，在北京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管控。不少黄营人士可能并不同意这论述，认为自己并非否定国家拥有对香港的主权，只是坚持国家落实承诺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维持香港的原有制度，可是他们反对国家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反对按国家宪法、全国人大对香港的《基本法》有解释权等等行为，都是以行动，实实在在地否定中国政府对香港行使主权的表现。    

    黄营问题在于反共反中    

    黄营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政治是现实和妥协的艺术，不是零和博弈；这当然也是他们犯的错误，但他们的根本问题是需要放弃“反共拒中”或“反共反中”的政治立场。谢先生文中也提出，在国家日渐强大的情况下，黄营挑战颠覆和分裂国家主权不切实际。当然，放弃了这些目标，黄营就不再是“黄”了，而是真的“黄”了（失败了）！中央政府订立《港区国安法》，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均是行使其国家职权，属“一国”下的正常事务，并不是“一国”与香港关系的改变。中央回归前对国家安全问题处理的思维，是“授权”香港在当地立法以管控这些行为。惟二十多年来的经验，现实是香港不单止无法落实这任务，香港更在这方面出现伤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引致社会动荡，政府施政不能伸张，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令中央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安排，在这本属国家的事务上，直接出手解决以填补这漏洞，解决香港面对的困局。国家安全性质上就是“一国”的事，本来就不属香港“一制”的权责范围。中央出手处理这些事务，并没有改变“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同样，香港的选举制度设计，在单一制的国家体制下，本属国家的职权范围，不纯是香港高度自治权力范围内的事务。《基本法》对这方面的规定，亦清楚反映这权力及职责的关系。    

    在国安法实施及其执行机制引入香港、选举制度大幅度改变后，可以说“一国两制”已进入“2.0版”。这当然与“1.0版”有所不同，但“一国”对香港的权力及关系并没有改变。香港的“一制”，即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香港原有的经济制度及生活方式不变，这两项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保护国家安全是“一国”的责任，选举并不是香港回归前的原有制度。虽然英殖政府在面对要交还香港给中国时，匆匆引入了各种选举，但大部分都是在与中方签定了交还香港的协议之后，英方单方面努力改变现状的行为。    

    中央并非乐意介入港务    

    香港当前出现的是“一国两制2.0版”，并不是“一国1.5制”。“一国”还是那“一国”，制度还是那个制度，权力还是那些权力。香港回归后二十多年，国家对香港的权力及关系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在“一国”之下，中央对香港“一制”的政策有所调整。    

    在“一国两制2.0版”下，中央在香港的角色的确有了较大的变化，如谢先生点出的问题一样，这值得大家深入探讨。谢先生提出的很多问题，其实是在香港的“一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造成的结果。    

    其中港人自治出现困难的原因，就是回归前后引入的开放式、对抗性、竞争选举制度有关。当然，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及社会往来，愈来愈频密造成的一些后果，也是造成社会内部分歧、黄营得以发展的原因。其实，这发展与香港的回归无直接关系，内地展开改革开放时，香港与内地的往来关系，已出现飞跃式的发展。特区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这些问题，如水货客、内地游客等情况造成的一些负面社会影响，应负最大的责任。但广东话能否保留为香港的通用语言，与普通话会否进一步普及化，并不是“一国两制”能否维持的问题。新加坡为了适应与日俱增的与中国的交往，也大力推动学习及使用普通话，这并不损害新加坡作为一独立国家的本质。    

    处理好贫富悬殊问题，解决好基层的起码生活条件，改善社会各阶层的发展机会，是港人治港能否成功走下去的考验及挑战。如谢文提出，若然中央因为“道德风险”而被迫介入香港这些事务，对香港并不是个理想情况，相信也不是中央乐意扮演的角色。谢清海先生提醒我们的这一点，大家应好好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