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演讲说：“‘十四五’是香港的最后机会”，一语中的！要抓紧“最后机会”，便必须有如臂使指的公务员团队。否则，特区政府高层做了决策，具体执行的公务员却大耍猫腻，更好的政策都无法落实。适值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撰文指《需强化特区行政机关管治效能》，笔者十分赞成。谨在此狗尾续貂，提出管见。
笔者一向认为公务员的升迁必须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里，故笔者十分赞成刘教授提出的“如果有合适人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也不一定要由有公务员背景的人出任”。现时不成文的惯例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位置一定要由资深AO（政务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来出任，形成“AO自己来管AO的升迁和委任”的局面，令非AO出身的特首、司、局长，无法染指，实际上是架空他们，令他们成为“孤家寡人，无兵司令”。
此外，一众处、署长等，很多时也是由资深AO出任，例如近一年也不清洗黑暴街头文宣的是食环署，其前署长便是资深AO刘利群。又例如公开反对时任特首但却照样获署任更高职位的颜武周，便是来自劳工处，而其处长也是资深AO。这些拥有极重要执行权的处和署长位置，是否一定要由AO垄断？为确保时任特首的指令能得以贯彻，这些处、署长是否可以由时任特首委任具能力的爱国者出任？
除了局、处和署长，“公务员叙用委员会”的主席及其成员，也必须由爱国者牢牢掌握。现时这个委员会负责所有“公务员纪律个案”，可以是政府辞退不爱国公务员时的“拦路虎”。委员会主席是退休的资深AO，更重要的是这委员会就“顶薪点达政府总薪级表第26点(50,825元)或以上的人员的聘用和晋升事宜，向行政长官提供意见。”而AO起薪点刚好是总薪级表第27点，这等同所有AO的聘用和晋升都在这委员会的权力范围内，也等同“由退休AO来掌控现职AO的晋升”，而退休AO深受英国人熏陶，对任何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轻AO，都会视之为异类。这样的氛围下，年轻AO纵使有爱国心，也不敢表露出来，更绝不会主动报读在内地举办的为期两周以上的国情班，以免表现得太爱国，不符合AO的norms（行为规范），令自己的仕途蒙上阴影。
诚如刘教授所言：“这个班子能否有效领导公务员队伍非常重要。为此，领导班子对高层公务员的升迁要有一定的发言权。”可惜现时AO晋升，由个人档案到委员会审阅，基本上不在领导班子手中。除非你是AO出身，同声同气，遵守AO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英国人留下的“礼”和“乐”，否则连档案也不让你看呢﹗笔者当年身为新闻统筹专员（属首长第4级，D4），也算是较高级的职位，名义上麾下有约10位由政府新闻处借调到特首办公室的新闻官；但在资深AO的操弄下，笔者连麾下员工的档案也没法看到，遑论对其“升迁有一定的发言权”。
最后是财权。现时各政策局的财权牢牢掌握在AO出任的常任秘书长（“常秘”）手中。局长贵为一局之长，却是“无财司令”。由副局长到政治助理（“政助”）便更“可怜”，他们连以官方身份出席一些国际或内地重要会议，也必须得到常秘首肯，否则没有公帑支持，可以说，连局长说了也不算。平日工作时，常秘也不大搭理副局长和政助，因为AO视香港管治权为他们的禁脔，不想任何人（注意：是任何人，即包括中央官员）染指。AO有个异常坚定的信念：只有他们才能管好香港；因为他们深信他们是由英国人一手调教出来的“天子门生”，而英式文官制有数百年历史，远早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所以任何人要染指都是瞎搅。2002年设计“问责制”时，AO便耍了个小手段，把所有政策局财权都指定在他们手中，美其名是分担局长工作，实际上是牢牢掌握该局的权力。
在现时的制度下，如出现局长和其麾下常秘不咬弦时，常秘根本可以不搭理局长，或天天像“顶心杉”一样把局长所有提议怼回去。因为该局常秘不是由局长挑选的，而是由公务员事务局来安排的，非AO出身的局长可说是“无兵司令”。特区政府高层人事根本是资深AO说了算，除非特首本人也是AO出身，否则在现制度下根本没法染指，遑论是司、局长。
AO们一向坚信，没有他们，连中央官员也搅不了“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故中央绝对要“信任”他们，让他们“永续”对香港的管治权。这也是为何笔者曾建议由国务院港澳办及中联办（“两办”）来副署AO升迁的原因。AO尤其是资深的、奉英国人为圭臬的一群，回归以来是一直在掌控着香港特区政府重要公务员的升迁，令“爱国”这精神不能植根成为AO的行为规范。倘若一时间不能实行由两办“副署”，至少应作制度改革，该局的财权应由局长授权副局长来掌控，而该局及其麾下的各处或署的人事权则由局长直接掌控。这样由资深AO出任的常秘才不敢像今天一样，视非AO出身的局长、副局长及政助为外人，阻碍AO们永续“优雅”的“英式管治文化”。
总而言之，香港要抓紧最后机会，特区政府的执行力必须大力改善，要改善执行力，则必须改革重要职位的升迁、委聘和改变现时局长是“无财司令”和“无兵司令”的窘境。有评论说香港现时正处于“苏州过后无艇搭”的关键时刻，而阻碍香港上这“艇”的正正是奉英式管治文化为圭臬的资深AO。
（作者为香港特区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