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解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本质
【发布时间】2020-09-18 02:16:38      【来源】大公报

自从2016年“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提出“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这个政治口号后,不少参与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的反对派和积极投身於各种“抗争行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纷纷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鬥争主题、战鬥呐喊或人生奋鬥目标。在过去一年多香港爆发的超大规模暴乱中,很多参与者在众多大大小小的示威和衝突事件中都突出展示和高声呼喊这个政治口号,彷彿这个政治口号代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共同行动目标之一。

不过,经过多年来的演变,这个政治口号在不同的人和群体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演绎,就连梁天琦本人对这个政治口号的内涵也曾作出多次修改。总的趋势是,随着香港的政治鬥争愈趋激烈化、白热化和暴力化,这个口号往往也被部分“抗争者”赋予更激进的内容。

字面上的理解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这个政治口号可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探讨。这个政治口号的字面意义其实颇为清晰,不难理解。实际上,从那些认同和呼喊这个政治口号的“抗争者”的众多言论和行为来看,他们对这个政治口号的理解其实与它的字面意义颇为接近。与此同时,这个政治口号的字面意义又与过去十多年在香港冒起的、尤其让不少年轻人如蚁附膻的“本土分离主义”所宣示的政治主张在意义上又相当耦合。所谓“本土分离主义”指那些相信香港人正在受到来自中国内地的各种“入侵和威胁”,因此香港必须要摆脱中国才能保卫香港人的各种利益的不同政治思想和主张。以此之故,我们可以就“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这个政治口号从字面上和政治历史背景上作出梳理和理解。

首先我们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这个政治口号,而我相信大多数参与各种“抗争行动”的人也是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否则的话这个政治口号便失去了触动情绪、製造怨气、引发危机意识、燃点正义感和焕发鬥争意志的效用。

据我个人观察,我对这个政治口号在字面上的理解应该也是受过一定教育的香港人的理解。显然,这两句口号很有感染力和煽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和呼应部分香港人内心深处对香港的现况和未来的担忧和对内地的不满与恐惧,从而促使部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觉得他们不能依靠那个中央任命的特区行政长官及其领导的政府来捍卫香港现有的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自治,并避免它们受到来自中国内地的破坏、扭曲、改变和稀释,因此必须自发行动起来“拯救”香港。

在“拯救”香港的过程中,除了排拒来自中国内地的影响和干扰外,还必须推翻香港现有的政府和政治体制,让“真正”的香港人能够掌握香港的政权,让那个新政权完全向香港人效忠和负责,否则便难以圆满达到“拯救”香港的目的。

包含显而易见的分裂主张

所谓“光复”,一般人的理解是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或者收回失去的领土。《应用汉语词典》对“光复”的定义是“收复失去的国土,恢复已灭亡的国家”。《晋书.桓温传》提到“光复旧京,疆理华夏”。中国近代革命家章炳麟在其《〈革命军〉序》中说:“今中国既灭亡於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这裏章炳麟把“光复”和“革命”两个词语连在一起运用。)

在香港,的确有部分认同和呼喊“光复香港”的人否定香港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没有主权,但中国却在1997年在没有取得香港的“原住民”或“香港民族”的同意下“强行佔领”香港,把香港变成中国的“殖民地”,让香港经历“第二次”的“殖民地化”。在这种字面意义下,“光复香港”是要把中国驱逐,并让香港人“独立建国”。没有那麼激烈的主张则是要迫使中国政府容许香港举行“公投自决”,让香港人自行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命运。较为“温和”的主张是容许中国继续拥有对香港的主权,在香港继续实践“一国两制”,但中国政府则授权香港特区进行“完全自治”,在这种安排下,香港特区俨然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中国政府在香港特区的事务上实际上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责任。与此同时,香港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也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

部分呼喊“光复香港”的人则除了要在政治上“光复”香港外,还要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意义上“光复”香港。他们提倡停止或大幅较少香港与内地的社会联繫、人员交往、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从而达到彻底的“去中国化”,从而让香港得以保留其原来的独特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无论是那种意义的“光复香港”,其共同点都是敌视和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领导中国政府的中国共产党,都是歧视、轻蔑和排斥内地同胞,都是要用某种方式把香港从中国内地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割裂和分离,让香港在名义上或实质上或在两个方面都不再隶属於中国。

所谓“革命”一般是指在极短时间内通过武力或其他激烈手段推翻或者彻底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家/地区体制、政治制度、政权或政府。《应用汉语词典》对“革命”的定义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古代汉语词典》则说:“古代认为帝王受命於天,改朝换代是天命变更的结果,因而称之为‘革命’”。有些“抗争者”则从更广阔的角度理解“革命”:“革命”不但要推翻或者彻底改变政治性的东西,更要推翻或彻底改变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想体系。

以建“政治实体”为根本目的

因此,我对“时代革命”的理解为:一个不同阶层和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都可以参与的、切合和呼应新时代要求的、目标在於推翻或彻底改变香港的政府和政治体制,并在香港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大规模和激烈的政治行动或“革命”。

认同和呼喊“时代革命”的人声称香港现有的政府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非通过普及选举产生的非民主或威权政府,所以无论是香港政府或者是香港的政治体制都不民主和缺乏认受性,因此必须推翻或彻底改变,就算不能马上达到目的,也必须以各种鬥争行动削弱香港政府的政治威信和管治能力,不让其能够在香港实现有效管治,其中衝击警察队伍、围堵政府机构、破坏公共设施、瘫痪交通、罢工罢市罢课、暴力和恐怖袭击都是被不少参与“抗争行动”的人较多运用的手段,而最终目的是要在香港建立一个符合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当权者由香港人通过普及和平等选举产生的政治体制。

“光复香港”和“时代革命”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论述,所以应该连在一起来理解。我们从认同“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的人的大量言论和行动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综合观察。

这些人认为,因为要“光复香港”,所以也必须要完成“时代革命”,原因是对於那些争取“光复香港”的“抗争者”来说,只有在“时代革命”成功之后香港才能完全“光复”。因为就算香港能够以某种方式摆脱中国,如果香港的政权的性质、取态和产生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则香港的管治权力仍然会掌握在那些“亲北京”或者依附於中共政权的势力的手中,而所谓“光复香港”也只会是形式上的“光复”而非实质上的“光复”,因为香港的政权仍然没有通过“西方式”的民主选举程序产生,依然没有落到那些热爱自由、民主和公义的“真正”香港人的手中。所谓“真正”的香港人,是指那些认同和实践香港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反共、反中、亲西方)的香港人,而其他的香港人则被排除在外。“抗争者”以是否认同和实践共同的价值观来定义某人是否“真正”香港人,令“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这个政治口号背后的政治主张带有某种“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和排他性的色彩。

从历史和政治背景的角度理解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这个政治口号在十年多前“本土分离主义”(Nativistic Separatism)在香港冒起的特殊历史和政治环境之中产生,而其内涵又与“本土分离主义”有雷同之处。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是“本土分离主义”的其中一种表现方式。因此,“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的意思可以参照“本土分离主义”的大量不同相关论述而作出理解。

过去十多年来,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和香港与内地关係越来越密切,香港出现了各种各样被笼统称为“本土分离主义”的主张,这些主张在部分知识分子、媒体、年轻人和反对派人士当中的影响尤为深刻和明显。儘管“本土分离主义”在香港社会并非主流观点,但“本土分离主义”分子却得以通过积极政治动员、激烈言行、出位动作、衝击行动、一些反对党派的逢迎和反共媒体的渲染而取得不合乎比例的政治影响力,从而显著扩大香港的政治分化、对立和鬥争,加剧特区政府的管治困难、分化内地同胞与中央和香港人的关係、对香港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并让外部势力在香港有机可乘和兴风作浪。

本质就是“本土分离主义”

从“一国两制”在香港能否成功实践的角度看,“本土分离主义”的出现固然是难以接受的事情,但它作为一种极有可能只是“短暂”的现象的诞生则绝对是有迹可寻,甚至是一个逃避不了的东西和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本土分离主义”侧面反映“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践成功。

“一国两制”方针预期了在改革开放战略下国家会迅速崛起、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会与日俱增、内地与香港的发展水平差距会不断缩小、香港对国家发展的角色和重要性会不断调整和下降、内地对香港各方面的影响会不断上升、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和内地比较会逐步逊色、香港对内地的依赖会持续增加、两地同胞的交往会越来越频繁、香港对西方世界的重要性会不断减少、而香港与西方的关係也会越来越淡薄。这些大的趋势在将来仍然会长期延续下去,不会跟随香港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

然而,香港有不少人基於其素来对内地的优越感和一些挥之不去的反共和反中意识,其对西方文化、宗教、价值观和力量的顶礼膜拜,加上他们坚信香港的价值观、制度和生活方式最终会被内地落后的东西所蚕食、破坏和取代,因此对这些大势的出现感到不安、忧虑和恐惧。

“本土分离主义”虽然在某程度上反映香港人的忧虑,但却是这种香港人普遍心态的至为极端、非理性、扭曲和粗暴的表现,也绝非大部分香港人所能接受的一种政治主张。从国家和香港历史发展的大势观察,“本土分离主义”应该是“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短暂的“逆流”。它既违逆世界、国家和香港发展的大势,在各方面损害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也不符合香港人的利益和福祉,因此无法持久。

本质上,“本土主义”并非是一套严谨和扎实的政治理论,缺乏明确的目标,没有切实可行的政策计劃和行动纲领,在政治上空谈理念而漠视现实,更缺乏有号召力和强势的思想领袖。当然,个别知识分子试图从历史、文化和社会角度印证香港人是一个有别於中华民族和内地同胞的,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制度、生活习惯、语言、集体经历和回忆、对外联繫、国际视野,以及共同利益的“优秀”“民族”、社会群体、“自治城邦”或“命运共同体”,但理论内容粗疏贫乏,片面曲解历史,而且经不起实证的考验,“想像”和“一厢情愿”成分居多。“本土分离主义”对一些不了解香港的“殖民地”历史、香港过去与内地的密切关係、和对自己的国家的历史和现状陌生的年轻人虽有不少影响,但在社会上其思想影响力却实在有限。

基本上,“本土分离主义”是一种複杂的心理情况的反映和载体,代表着一系列负面情绪的表达和发洩。

一方面蕴藏着所谓的对香港的自豪感和归属感,特别是对香港价值观和体制的颂扬,当然其中有过度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二方面对内地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发展持负面和轻蔑的傲慢心态。三方面对香港的“殖民地”过去抱持正面态度,尤其是对“殖民管治”、“殖民地”的“先进”典章制度讚誉有加。四方面觉得回归后的香港在各方面都走向衰败和倒退,“今不如昔”的感觉颇为强烈。五方面断定香港正在走向“大陆化”,经济上固然会越来越依赖内地,而其先进事物也正不断受到落后的内地文化、制度、生活方式和语言的侵蚀。六方面认为香港的“国际性”和国际地位不断下降,越来越与西方剥离,迟早其国际地位与内地城市无异,最终更会让西方“抛弃”。七方面断定香港的利益与内地和中央的利益不一致,在一些方面更是尖锐对立。香港人的利益越来越被内地居民所蚕食或剥夺。八方面担心在香港日后的人口构成中,内地人的比例越来越高,“真正”的香港人变成“少数民族”。在这些傲慢、自豪、不安、悲观、忧虑、愤怒、焦灼、恐惧、惶惑和躁动的情绪的牵引下,自然地呈现出浓烈的“分离主义”“分裂主义”、“香港与中国内地割裂”的元素。

“本土分离主义”分子提出的建议和主张虽然不尽相同,但将香港与内地、香港人与内地人、香港与国家、香港与中央对立起来,并力主尽量减少双方的来往的意图则是它们的共同点。“本土分离主义”从香港从“独立政治实体”角度去理解“一国两制”;不承认中央在“一国两制”下所拥有的权力和职责、意图摆脱中央对香港的管治;致力隔断香港与内地的各种联繫、否定香港人乃中国人的身份;提倡“本土自决”、“公投自决”、部分人甚至鼓吹“香港独立”、“香港建国”等极端立场并付诸行动。

实现“港独”是其终极目标

“本土分离主义”分子眼中的“对手”或“敌人”甚多,包括所有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主张的人,尤其是中央政府、内地居民,以及来自内地到香港定居、学习、工作和投资的人士;香港的爱国爱港人士和被他们视为“以中央为‘马首是瞻’,并决心让香港‘大陆化’”的香港特区政府,那些不认同“本土分离主义”的反对派也经常受到排斥和批判。“本土分离主义”分子的偏执、自以为是、缺乏客观根据的“危机感”和强烈的排他情绪,导致他们倾向和敢於用粗暴和暴力的言行对付其“对手”或“敌人”,显然相信他们的崇高信念和“救港”情怀让他们有足够理据去“违法达义”和“为所欲为”。

上述讲述的“本土分离主义”的基本内容其实与“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背后的思路相差不远,我们甚至可以断言“本土分离主义”在思想上为“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提供养分和血轮。从另一个角度看,“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本土分离主义”。

小结

综合以上对“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这个政治口号的字面理解、和对认同和呼喊这个政治口号的人的言行和其历史政治背景的探讨,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政治口号带有颇为明显的“本土分离主义”内涵和推翻或破坏香港特区政权的意图。换句话说,这个政治口号一方面鼓吹把香港以某种方式分裂、脱离和摆脱中国,其中比较极端的方式是“香港独立”和“公民自决”;另一方面则鼓吹以激烈行动包括暴力让香港特区政府倒台或无法有效管治。诚然,这个简单的政治口号没有作出行动上的具体指引,但观乎其支持者在网上和网下的言论和行动,一些认同“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的人认为“抗争者”所应该採取的实际行动确实是明显不过的。遊行、示威和文宣工作固然是“指定动作”,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援和介入香港事务也必不可少。不少人更以打、砸、烧、堵塞交通、破坏公共设施等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动来试图迫使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屈服。

简言之,“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与香港的动乱有关,更不利於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民族的团结和香港特区的稳定和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