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庄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深圳大学港澳及北方研究中心教授

世界对集会游行的规管主要有预防制和追惩制。预防制又可分为申报制和许可制。申报制只需在游行集会前一定时间向有关机关报告，无须经过批准；许可制则不但需要在游行集会前一定时间向有关机关报告，还要经过批准。追惩制是在集会游行之前不须向有关机关报告，也不须得到许可，就可以举行。在集会游行过程中发生违法行为，才由执法机关惩处。

在回归前，香港《公安条例》采用预防制下的许可制。未经申请批准，不得举行游行集会。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履任后，积极谋划在香港回归后的“颜色革命”，主要循两条路径：一条是政制改革，通过改变选举制度，使香港“泛民主派”（当时还没有反对派、非建制派、激进派的称号）控制立法会，并控制负责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推举委员会（第一届）和选举委员会（第二届及以后），使得到英国和“泛民主派”支持的人选成为行政长官。另一条是废除原《公安条例》预防制下的许可制，改为追惩制。1995年在彭定康政改方案获得立法局通过后，彭定康就着手修改《公安条例》，不必经过任何申请通报程序，任何人皆可集会游行。众所周知，美国是采用追惩制的，事先不必申报，更不必批准，就可以举行游行集会，在总统换届期间发生的骚乱，可证追惩制之弊端。

中央对彭定康的图谋是警惕的。对香港政制发展，暂且不表。对《公安条例》的修订，1997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60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在附件二明确规定“1995年7月27日以来对《公安条例》的重大修改”，“不采用为香港特区法律”，并在1997年又由临时立法会作了修订。回归后，香港《公安条例》采用了事先申报、取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才举行游行集会的制度。但后来香港反对派为所谓“违法达义”，未取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甚至干脆不申报，也都举行游行集会。除非在游行集会发生违法事件被警方逮捕，对未得到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游行集会，港府多不处理，违反《公安条例》也不检控，香港终于成为“游行集会之都”，最终发生“黑暴运动”。现在是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对香港的拨乱反正，英国是反对的，连香港外聘大状都要阻止。由此推断，该案可能上诉到终审法院。《公安条例》有关警方对游行集会管理制度的条文，在被告人的要求下，能否被法庭以抵触香港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为由宣告作废；该案被告人可否被定罪，是该案的重点。20多年来积弊已久的违宪审查的老大难问题，又重新浮现。这是一个并非好听的、但香港恐怕要面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