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笔者参加全国港澳研究会的调研团，在甘肃进行了为期6天的考察交流，行程的最后一站到访了敦煌。其实很多人对敦煌的印象就是以莫高窟闻名于世的旅游城市。但实际上，敦煌在汉唐时期远不止是个旅游城市，而是整个中国对外交流的门户城市。
《旧唐书．地理志》中有“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的记载。因为元宵灯会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繁荣程度，可见当时敦煌的繁华仅次于长安。敦煌不仅仅是丝绸之路上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还是中外文明的交汇地，有着极其辉煌的历史。
但如今，敦煌只是个18万人口的小城市。看到敦煌于历史长河中的兴衰变迁，不禁令人联想起香港。因为当年敦煌作为贸易门户和文明交汇地的枢纽功能与香港十分相似，所以其由盛转衰背后的原因值得香港借鉴。
今天被称为河西走廊的地区，在汉朝初年还是游牧民族大月氏的活跃地，后来大月氏在与匈奴的冲突中被击败，土地也遭匈奴占据。汉武帝为了打击匈奴，曾想联手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因此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张骞“凿空西域”一说，以“凿空”形容张骞打通西域的壮举。
同是东西方文化枢纽
正是有了张骞对河西走廊的认识，汉朝名将霍去病才能以纵深突袭的方式从匈奴手中夺取河西走廊，将其正式纳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4个郡，分别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于当时的汉朝而言，这4个城市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在功能定位上，它们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神似之处。
在“河西四郡”中，敦煌因其地理位置处于最西端而成为整条河西走廊的咽喉，也是东西方使者、商旅汇聚的关键节点。当时从敦煌往西进入西域有两条路，一条沿着塔里木盆地北侧的绿洲，另一条则沿塔里木盆地南部边缘的绿洲，两条路对应的两座关隘在今天敦煌市的郊外。一座是沿北线通道的玉门关，另一座则是通向塔里木盆地南侧路线的阳关。这两座有着特殊地理位置的关隘，也留下了两句大家至今耳熟能详的诗，一句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另一句是“西出阳关无故人”。
对东行之人而言，越过这两座关隘，便抵达他们通向中原的第一座城市敦煌。对西行之人来说，敦煌是他们进入西域大漠前最后一座带有中原气息的城市。后来东汉学者应劭在注释敦煌一名时曾言，“敦，大也。煌，盛也”。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进一步解释称，“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地如其名，敦煌的盛大辉煌，可见一斑。
在丝绸之路繁荣兴盛的几百年间，敦煌扮演着东西方商业贸易交流枢纽的角色，是西域、西亚乃至欧洲进入中原的门户城市。这与香港很相似，过去香港也作为海外国家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枢纽而发挥作用。
敦煌曾经和香港一样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今天的香港汇聚东西方文化及传统，有着不同文明交汇的独特面貌，敦煌也曾是历史上东西交往中四大文明汇聚的“十字路口”。季羡林先生对此有过一句经典评述，“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的兴盛在唐代达到顶峰，但是后来为什么衰落了呢？其实当时敦煌也面临着外部和内部两个大的变局。从外部看，唐代后期欧亚大陆上的战乱不断，一些新的草原游牧民族崛起，还有像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导致原来中国和欧洲的贸易通道被阻断。宋元之后，航海技术的进步使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并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和西亚以及西方的主要贸易通道。
从内部看，整个陆上贸易通道的线路变迁也对敦煌产生了很大影响。新疆以天山划分南北两疆，原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都是沿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的南北边缘绿洲而行。但唐代中期以后，沿着天山北麓的新北线通道地位开始提升。这条新通道最初由游牧部落开辟，沿哈密、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再向西到哈萨克，逐步取代了原先南疆的两条线路，成为最主要的贸易线路。
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来经济较落后的北疆逐渐超越了南疆，取得更明显的经济优势。自清末以来，新疆的首府就设在北边的乌鲁木齐，更多的交通资源也集中在北疆。无论是建国初期修建的兰新铁路，还是这个世纪新修建的兰新高铁，基本上都沿着新北线修建，从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往北到哈密、乌鲁木齐，不经过敦煌。当年汉武帝设置的“河西四郡”，其他3个今天都是地级市，唯有敦煌变成一个仅18万人口的县级市。虽然敦煌仍然以旅游闻名于世，但在经济和交通上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
在内外部两大变局下，敦煌逐渐衰落。其实今天香港也处在两个大变局的历史关口。第一个是国际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去香港承担的是中国对接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桥梁功能，更多承担了一个“经纪人”的角色，但今天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西方的领头国家美国，对中国轻则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重则作为“冷战”对象，在经济、金融、科技领域全方位打压中国。所以香港惯用的中介角色实际上现在面临很大挑战。
做好离岸人币中心兼进军“带路”第二个是从香港自身看，也面临着内部发展的变局。过去常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其实所谓金融中心是中国内地和外部的资金通道，贸易中心是营商网络的通道，航运中心是货物进出中国的通道。实际上这3个通道和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在新的内外变局下都面临着很大挑战。
在金融中心方面，尽管金融业依然是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但近年来受到的冲击非常明显。2023年恒生指数全年跌幅13.8%，在全球主要股市表现中敬陪末座。然而，最大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股市低迷，而是香港金融中心最重要的上市集资功能严重下降，港股全年IPO集资额不足500亿港元。在传统欧美资金撤走和内地经济转型的两大压力下，香港要从现有金融体系中培育出新的增长点。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强人民币离岸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的投资用途。香港可以拓展更多的人民币期权、期货、指数、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及业务，特别是要主动参与服务中国同“一带一路”国家之间进行的国际金融业务，为市场注入信心。
在贸易中心方面，香港其实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过去内地很多城市没有直接与海外进行贸易的网络，需要通过香港进行，而如今随着内地城市的全面开放和资讯技术的发展，令内地可以不通过香港公司就与海外公司展开贸易。特别是电商崛起之后，对香港贸易中心功能的冲击更加大，香港在当前新贸易形式下的转型速度明显慢于中国内地。
二是过去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和欧美进行，但今天欧美特别是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全球供应链市场随之重组布局，中国愈来愈多地通过在东南亚、拉美等地布局企业，迂回地进行贸易合作。2020年以来，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4年互为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也在上升。
但是香港更习惯过去和欧美日开展贸易的模式，并不擅长与“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贸易，所以在新的变局下，香港自身是需要积极努力去转型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今年《财政预算案》中提出，将香港建构为“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其实也反映了特区政府在努力推动香港国际贸易中心转型。
变局中不改革恐告别辉煌
在航运中心方面的挑战就更加大了。随着内地城市港口和机场的发展，很多货物不需要通过香港转口，也可以直接和海外城市建立联系。从海运统计数字看，香港货柜码头吞吐量连续7年下跌。货物空运方面目前香港还有优势，这得益于香港的直接腹地是内地大湾区城市，珠三角一带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出口地。可是，随着供应链转移，香港的空运地位也会受到挑战，所以也要主动谋划变革去适应新变局。
过去香港被视为优势的三大中心在当今的内外部变局下承受着很大压力，不改革就面临着要衰退甚至是被淘汰的命运。在三中全会召开后，夏宝龙主任会见特区政府官员时强调，要“把握机遇，锐意改革，主动作为，加快推进香港由治及兴”。其实这也正是看到了香港处在变局之中，如果不改革，就面临像敦煌一样的从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走向衰败的危险。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